我刚当战地记者时，可以说还找不到北。稿子往往写的都是一些战斗过程，缺少思想，有血肉而缺少骨头，因此见报率不高，更上不了重要版面。1979年，在前线采访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老记者，叫李耐因，每写一篇都上《人民日报》。而他工作似乎很潇洒，很轻松，下去转一圈回来，叼着一根烟，稿子就写出来了。我用心研究他和其他老记者的稿件，发现了一点门道，就是他们写的是战场，但跳出战场，其实是面对后方讲话的。比如李耐因的一篇通讯叫《员跟我上》，写的党员带头冲锋陷阵的事迹，但有普遍指导意义。时任报社记者处副处长孙浩刚带着一位年轻记者，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通讯《当战争袭来的时候》，写的是在突然降临的战争面前，我们的官兵和家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付出牺牲事迹。这就涉及一个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：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，十年“文革”又刚刚结束，我们的军队、我们的人民还能经受住战争考验吗？这篇通讯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。我当记者是仓促上阵，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，得靠自己在实践中来感悟。后来我把自己的新闻论文、体会集定名为《自悟一得》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悟到这个道理，边境作战就结束了。虽然没有立即派上用场，但为以后的战地报道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，明白了采写的方向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后来我又多次上云南前线，不敢说如鱼得水，但基本做到了写一篇就能登一篇，几乎没有放空的时候。
前线的战斗不断，官兵的感人事迹何止千万？必须选择记者认为应该报道的信息和事迹来写。所以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一个记者的业务水平首先体现在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上，其次才是文字功夫。有时候，遇到重要信息必须迅速报道出去，就顾不得文字修饰，只要准确就够了。比如，1985年我有次去前线，在昆明刚下飞机到昆明军区招待所，拿起军用电话就打到一军（当时为保密，称陆军第十四军甲）前指，他们告诉我一场战斗刚刚打响，并大致介绍了有关情况。我觉得这条信息很重要，便立即用电话向军报记者处值班室口述了一条新闻，大意为某月某日某时，对方向我某某方向发动进攻，我边防部队发起反击。这条新闻次日见报，比对方的报道早了一天，被外电转发。新闻有一个规律叫先入为主。当时对方把我们的边境作战说成“侵略”，如果我们的消息发晚了，往往会造成被动。我们抢先发布消息，讲明我们是被迫还击，在舆论战上就主动了。这条不起眼的消息被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郑况作为例子编入《军事新闻概论》教科书之中。这条新闻谈不上写作技巧，所以引起关注，就因为在战争全局上对舆论宣传有用，也说明记者应该有全局观念。
记者的全局观念不止表现在对重要消息的及时报道上，因为重要消息一般由新华社代表国家来发，作为军报记者，最主要的是要在新闻作品中面向全局，对后方广大读者来讲故事。
要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了解后方读者关心什么。他们关心的你不写，写他们不关心的，自然就不可能有影响。1985年至1986年，我的战场报道在军报上了9个头条，每一个都是针对后方关心的问题来写的。
比如，当时前线有不少干部子弟，后方有人觉得他们大多是去镀金的，并不到一线冲锋陷阵，肯定有照顾。某团五连副连长杨少华是第二十军军长的儿子，他在战地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汇报自己的思想，中心意思是在遇到困难和有抱怨时，“请想想前线的同志们”。其父将此信推荐给军报，军报以《请想想前线的同志们》为题，摘录发表，引起较大反响，但也有人质疑：因为他是军长之子，一参战就宣扬，说不定在战斗中表现不咋的。而其实他当时守卫在前线最危险的李海欣高地，一个九死一生的地方。因在战斗中上去没法采访，他一下阵地，我就赶去采写出《我愿在战火中雕塑成器》的访问记，客观地记叙了他的战斗经历和思想变化，没有一点拔高和溢美，在军报头条（1985年2月28日一版）发表后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干部子弟的真实形象。与他一起战斗的战士鲁灿新后来荣获战斗英雄称号，事迹比他要突出。为什么把鲁灿新留到后面写而先写他，就因为后方关注他。
但是，后方关注的往往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，一种社会趋势。比如，改革开放后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富裕家庭出身的官兵变多了，与过去官兵多是穷苦出身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后方有人就担心现在这些兵到底还能不能打仗？我于是进行专题采访，写了通讯《民富兵强—记老山前线某团专业户子弟》（载军报1985年3月10日一版），写了一群英勇杀敌、战场立功的富裕户子弟。这篇稿子一发去，值班副总编就决定上头条，并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像这样的稿子不怕多，放开写，把头条给你留着。”接着我又写出了通讯《理想在战火中闪光》（载1985年3月26日一版），三个小标题分别是“巴黎别墅与老山战壕”“生的希望和死的危险”“奉献到死与死的奉献”，写了新时代的战士在战场上的各种考验面前坚持理想不动摇的故事。“巴黎别墅与某山战壕”写的是一个叫郑英的战士，姑母在法国，外婆在香港。姑母因为没有孩子，一直动员他去巴黎继承财产，“别墅、产业，什么都归你”。就在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前不久，姑母还亲自来军营，希望他退伍跟她走。他谢绝了姑母的好意，不久部队参战，他来到老山战壕。在老山，他表现英勇，光荣入党。有人为他惋惜，他说：“埃菲尔铁塔没有老山高。”本篇所写的人物中包括四位烈士，他们都不够战斗英雄的标准，但是他们留下的带血的入党申请书和要求入党的临终遗言，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榜样和生动教材，所以能登头条。
再如，当时所谓“学生官”（即从地方招考的军校毕业生）还不占主导地位，对他们究竟能不能打仗，不少人持怀疑态度。我的通讯《小将出马》（载军报1985年3月17日一版）就是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。因为针对性明确，所以“一碰就响”，上了头条。
从2月28日到3月26日，我连上了4个头版头条，其实并非文章写得好，更不够范文的标准，但因为写的都是后方关心的问题，宣传需要，所以受欢迎。
前面说到，我在硬骨头六连写了3篇报道。除了《英雄连队出奇兵》是用日记体写他们与敌人斗智的外，另两篇都是写官兵的精神世界的，针对的是丧失理想，不讲气节，物欲横流的倾向。《快活神刘亮华》是十六勇士中唯一的非党员，为什么15个党员你不写，单独写一个非党员？因为连队挑选突击队员时，规定非党员不得报名，而他非要参加不可，说要争取在这次战斗中火线入党。这个人平时有点吊儿郎当，嘻嘻哈哈，但这次特别认真，被他缠得没法，党支部批准了他参加突击队。在战斗中，他英勇机智，打死了5个敌人，第一个冲上主峰。虽然没有立即入党，但荣立了二等功。十六勇士中立一等功的好几个，相比之下，他这个二等功不算啥。但他代表了战士不惜牺牲也要入党的精神面貌，比一般写先进事迹更有意义。
所以提出这个问题，是有反面教材的。某部因不在主要方向，仗打得不多，见兄弟单位出了不少英雄集体和战斗英雄，沉不住气，便动开了歪点子，编造出一个连队的“激烈战斗”，称消灭了300多名敌人，“培育”出几个“战斗功臣”，编得有鼻子有眼的。有人便根据汇报写出了报道，这个连队还被昆明军区授予了荣誉称号。我也曾被请到这个连队采访。听汇报后，我执意要到现场去看。在阵地上看了一遍，我提出一个问题：“阵地前的地幅很小，即使敌人用集团冲锋的方式进攻，也只能展开一个排，而这不符合对方的战术特点，他们擅长的战术是小群偷袭，要在这么小的地幅内消灭300多名敌人，不容易。”他们看出了我的犹豫，说：“事实千真万确。是首长挨个签字保证了的。”（后来我才知道，军里对战果有怀疑，要求他们党委常委必须人人签字，只有参谋长一人没有签）但是，我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写这个连队的要求，他们对我很不满意，话说得很难听。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，不料在部队撤回后，这个连队有两个班长给总政写信，揭穿了伪造战斗的真相。结果撤销了荣誉称号和所有奖励，参与造假的人包括签了字的首长都受到严厉处分。我就想，如果我当时不去阵地看，他们说啥我就写啥，我也成了写假报道的记者，好不容易闯出来的一点名气也就毁掉了。想想一些虚假报道的出现，除了有个别记者搞“客里空”之外，大多是不长脑子，不深入采访而人云亦云造成的。据我的经验，真正的英模人物往往不善言谈，讲故事非常客观，不会添油加醋，而口若悬河、你要啥他有啥的人往往有诈。
像这种恶劣的个案是非常罕见的，但即使你听到的都是实话，也不能人家说啥你就写啥，那是写不出有影响的好报道来的，更不可能成为名记者的。战地报道与平时报道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，就是一篇报道只有能拨动读者的心弦，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。而要能拨动读者的心弦，记者不仅要了解读者需要什么，而且要有独立思考，敢于去碰一些似乎司空见惯但没有人捅的问题。这就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点独立思考。
我在轮战部队原某团采访时，本来是想写一篇团政治机关在战时如何发挥作用的稿子。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，但对组织股干事孙才两次下去代理指导员的事迹没有作为重点介绍。为啥呢？他在战前就已被编外，负责编写团史，准备让他转业，参战时临时放到组织股，带有打杂的性质。我当时就想，打仗让人家上一线，这能叫打杂吗？而作为团一级的政治机关，就应该哪里最危险就派人到哪里去。这个人其实是体现了我军政治机关的优良传统，比在指挥所写材料更重要。于是，我决定深挖孙才的事迹，经采访战士，发现他是一个身先士卒与战士结下了血肉联系的优秀政工干部，写出了通讯《老山有个孙干事》。这篇通讯成为战地报道的名篇，产生了较大影响，获全国好新闻奖。多少年后，时任军政委的姜福堂还说：“这是写我们军最好的一篇报道。”如果当时我仅凭听汇报就写稿，就不可能有这篇报道。顺便说一下，这篇报道也“救”了孙才，本来是准备要他转业的，此稿一登，军里给他记了一等功，继续留队并提升了职务。
记者的独立思考还体现在报道的主题上。同样一个人，同样的事迹，不同的记者写出来的报道影响是大不一样的。长篇通讯《英雄原本是仆人》写的是某团三营副教导员兼七连指导员钱富生的，其战场事迹非常感人。但是如何让他的事迹引起读者共鸣？我颇费了一番脑筋，最后把主题定在“仆人”两个字上。为啥？当时后方部队正搞年轻化，有的一提两三级，弄得一些人官瘾大发；还有一些人当官以后，官架子就摆开了，似乎渐渐忘了员是干什么的，忘记了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宗旨。于是按这个思路来组织材料，写出了一个战场公仆的形象。如第一个小标题 ：“别说让我当指导员，如果需要，下去代个排长也行”，写的是他本已当过副营长，改任团农场副营职助理员，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，他积极要求参战，但他的年龄偏大，30好几了，团里为他的职务犯了愁，找不到一个副营岗位，不得已让他以副教导员兼任七连指导员，他说了上述这番话。七连是团里的主攻连，他上战场后，始终像个兄长一样爱护战士，排雷他在最前面，进攻他带主攻排。在他组织指挥的一次偷袭战斗中，由于他的细心和巧妙的筹划，成功夺取了敌人一个阵地，全歼一个排，全连竟然无一牺牲。这个“仆人”的形象感动半岛·BOB官方网站了读者，时任总政主任的对他大加赞扬，说：“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这样。”战后他被授予“英雄指导员”的荣誉称号。显然，如果不用“仆人”这个主题，或许读者就会像听一般的战斗故事，听过了就过去了。
战场上的故事林林总总，如汗牛充栋，记者只有像毛主席所说的下“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”的功夫，才会写出有影响有指导意义的报道来。前面讲到写《快活神刘亮华》，一个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战士立了二等功，我在采访中发现像刘亮华一样的战士还不少，他们是战场上冒出来的“黑马”。于是想，一个师、一个团究竟有多少这样的“黑马”？进一步采访调查，对参战前各团所列的所谓“重点人”，即领导不放心的战士，一个个对照名单看战场表现，发现居然有80%以上的人立了功。这就很值得深思了，说明了我们平时的好战士标准与打仗的要求相距甚远，有的地方甚至是倒过来了。比如，平时喜欢老实听话的，但有些老实听话的人上了战场却变得畏首畏尾了，相反有些所谓“刺头”却英勇顽强，屡建奇功。此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。战场是平时工作的试金石，试出不行就得改。于是我写了一个中篇报告文学《黑马》，引起关于如何评价好战士的讨论。
诸如《黑马》之类的问题还有不少，比如对干部的评价，平时和战时就隔着山。有个典型的例子，硬骨头六连连长朱喜才在战前因严格训练，有人告状说他“打战士”。怎么回事呢？在障碍训练过高墙时，有的战士一跑到高墙面前就畏缩了，他拿着一条树枝，站在高墙下，在高喊一声“上”的同时顺手就抽一下，这样谁也不敢畏缩了。上级认为这是“打战士”，是军阀作风，违背了人民军队的宗旨，将其撤职，换了一个参谋来当连长。可接到参战命令后，全连集体给团党委写信，说跟着这个新连长打仗我们不放心，要求让老连长回来。团党委接受了这个请求，朱喜才带着六连在战场上大显神通，战功显著，连队又被军委命名为“英雄硬六连”。我在《英雄连队出奇兵》中写了他用兵的智慧，但有一点没有写也不能写，就是在一次进攻战斗中，他指着一挺机枪对战士说：“你们看到这挺机枪了吗？战斗开始后，谁往后退，我认识你，机枪不认识你！”这当然不是人民军队的作风，但战士不仅没有人告他，反而很拥护他，说上战场就应该这样。战争实践证明，凡是仗打得好的指挥员，可以说都是有棱有角有个性甚至是毛病比较突出的，相反那种表面上一点毛病也没有的好干部往往打仗不行。我们老说用打仗的标准用干部，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，记者当然管不了那许多，但必须有思考，用报道来引导大家改变观念。我在前线，见有个平时人见人爱的处长，带侦察队出去好长时间，没有弄到一点有用的情报。军长下令说：“弄不到情报，你就别回来！”可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。我作为反面例子用在报告文学《一军之长》中，他看到后扬言要到军事法院告我。军长知道后说：“他不告准备要他体面转业，要告，就给他降职后再走。”
